摘要：先秦文学由“感物悦情”而生，周初执政者用《诗》等作为实施德政的“训诫工具”而使文学出现政治化倾向。孔子等仿此将诫勉对象扩展到社会下层，对《诗》《书》等作教化性阐释而使其成为“教化载体”。战国人文思潮中，诸子以哲理散文作为进身之阶，“新史官”为逐利而写史、删史、改史，使上古文学成为“自用求贵”的工具，因而具有明显的“求用”目的性。求用，使得文学内容更加贴近现实，形式更加多样化，表现方法更加丰富，使得文学表现主体发生类型性变化；求用，使得创作者个体私欲和执政者小集团私欲产生交织：它们形成合力，促进了文学的发展。

（作者简介：郑杰文，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文学评论》2022年第1期第23-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