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

        实施海外典籍的再生性回归

        千百年来，中国古籍流散海外的数量相当庞大。隋唐以来，不断有典籍流播海外；明清以来，日本等国的文化机构陆续来华大量采购古书；鸦片战争以后，列强又以武力大批掠走珍贵古籍。由于历史原因，幸存至今的中国古代典籍不仅存藏于中国大陆，还存藏于海外的诸多地方。
        中国古代典籍是中华传统文明的重要载体。要弘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建设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整理、诠释与借鉴中国古籍中的思想成果是一个重要的途径。

抢救流散典籍  古今方式大不同

        千百年来，中国古籍流散海外的数量相当庞大。隋唐以来，不断有典籍流播海外；明清以来，日本等国的文化机构陆续来华大量采购古书；鸦片战争以后，列强又以武力大批掠走珍贵古籍。
        由于历史原因，幸存至今的中国古代典籍不仅存藏于中国大陆，还存藏于海外的诸多地方，其中日本数量最多、价值最高，此外韩国、越南、俄罗斯、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所藏中国古籍也数量可观。
        我们依据国内外出版的各种典籍目录，参考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对全球典籍作了初步统计，在流散海外的中华古籍中，日韩约藏2.3万部，北美地区约藏1万部，欧洲约藏3.2万部，俄罗斯约藏8700部。这些典籍都是中华传统文化体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对于藏在国外的典籍，国人自来就很重视。元人杨维桢《铁崖集》中有《送僧归日本》诗云：“我欲东夷访文献，归来中土校全经。”
        明人褚人获《坚瓠集》丙集卷四有“海外全书”一条，其中略云：“嘉靖间，有人建言，宜乘琉球、日本封王之便，从东南诸外国求徐福所携书。”
        这只是就日本一国所藏典籍而言。其实，自近代以来，通过各种途径流散到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典籍的数量十分庞大。这些典籍中，既有中国大陆已经失传的品种，更有大陆缺藏的珍稀版本，比如仅哈佛燕京图书馆就藏有189种国内缺藏的版本。
        所以说，海外所藏典籍是对中国大陆所藏典籍的有效补充。这些典籍对于学术研究，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具有无可替代的文献价值。
        从古代到现在，一直有人在从事域外汉籍的回归与复制事业。早在元祐七年（1092年），北宋政府就从高丽迎回国内已经失传的《黄帝针经》。近代以来，黎庶昌、杨守敬等人陆续从日本回购大量珍稀汉籍，并编纂影印《古逸丛书》。
        从此以后，我国政府、民间机构以及爱国志士一直在不懈努力，采取多种途径促使流散海外的典籍回归祖国。新中国建立以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国力的不断增强，典籍回归的力度逐渐加强。
        最初，人们都致力于典籍的原生性回归。依据有关国际公约，对流失国外的典籍合法追索，或者通过拍卖市场回购、制定政策鼓励捐赠回流、馆际间合作与文献互换等手段，使典籍的原生实物回归中国，如国务院曾斥巨资将部分俄藏、德藏珍贵善本典籍回购。周恩来总理也曾两次批准购进陈清华郇斋藏书，使一批国宝级典籍入藏国家图书馆。再如，1997年上海市政府斥资450万美元从美国抢救回购了翁同龢的全部藏书。但是，从结果来看，这种回归方式难度极大，收效太小。
        进入21世纪以后，人们逐渐改变了思路，开始谋求用再生性回归的方式抢救流散海外的典籍，利用拍照、扫描等高新技术手段获得海外典籍的副本。通过再生性数字化方式，既能及时将海外典籍保护下来，又可为将来的回购或索还工作做好铺垫。

典籍回归  汉学出海

        做好海外典籍的再生性回归与全球中华典籍的整合，一要获得国家政策与资金方面的大力支持。二要加强人才培养，尽快全面展开海外古籍普查，最终建立海外古籍资源联合目录。三要成立海外典籍数字化回归的领导协作机构。典籍回归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一个由政府出面组织的统一协作机构开展工作，才能避免人力与财力资源的重复性，从而提高效率，扩大成果。
        做好海外典籍的再生性回归与全球中华典籍的整合，还应与海外汉学合作研究紧密结合。2016年5月，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要鼓励哲学社会科学机构参与和设立国际性学术组织，支持和鼓励建立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推动海外中国学研究。以典籍整合为依托建立的国际性汉学学术组织，具有较强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术整合能力和影响力，能够持久稳定运行。
        中华典籍整合与汉学合作研究的有机结合，对于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首先，它将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争取中国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更多的国际话语权，增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影响力。其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载体是中国古代典籍，实施域外典籍的再生性回归，对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再次，长期以来，大量域外典籍被束之高阁，在馆藏国家和地区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既制约了汉学研究的推进，也影响了对中华文化整体面貌的认识，导致国际学术界存在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现代价值的一股思潮。实施典籍的再生性回归，组建汉学合作研究组织，将为全球汉学界提供系统的研究资料，呈现相对完整的中华文化形态，践行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消除因交流不足而产生的误解，重塑健康全面的中国形象。
        实施全球中华典籍的整合与海外汉学合作研究，需要得到多个单位的合作与支持，与国家的“十三五”规划很好地结合起来，成为国家行动的一部分。最终，将取得的成果与世界分享，让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被研究、被发掘、被转化、被运用，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本文略有删节，完整版请见社会科学报总第1547期）

来源：儒学高等研究院 郑杰文 刘心明 王 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