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日至2日，由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承办的山东大学人文社科高端学术论坛：第二届类脑经济学研讨会在中心校区举办。会议由线上、线下两部分组成，来自德州理工大学、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德鲁斯分校）、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西南财经大学、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的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并作主旨学术报告。

会议设四位主席，分别为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曹廷求教授、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德鲁斯分校）李大辉教授、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刘树伟教授及山东大学类脑经济学研究院李建标教授。山东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曹廷求教授致辞，类脑经济学研究院成立以来在各方关怀与支持下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作为“文科实验室”其软件与硬件建设都初具规模，希望大家借此平台分享研究进展，推动其迈上一个新台阶；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脑与类脑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刘树伟教授致辞，希望聚合资源，深入开展脑科学与类脑经济学方面的实质性研究，取得更多成果。

12月1日上午的主旨学术报告阶段，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何浩然教授分享其研究“Labor Market Discrimination against Families: A Correspondence Study with Policy Change in China”，利用2016年我国全面实施“二胎政策”所带来的一系列变化，通过自然实地实验考察劳动力市场对预期家庭责任的歧视，实验中8848份虚假简历被投送到2212个真实工作岗位，简历中的性别与独生子女两项内容被操纵，结果发现女性而非男性，特别是独生女性，由于预期的家庭责任会受到劳动力市场的歧视；且当女性接近生育年龄，承担家庭责任的可能性增加时，这种歧视会加剧。来自山东大学类脑经济学研究院的牛晓飞副研究员 “Incentivizing organ donation by swearing an oath: The role of signature and ritual”基于当今世界范围内的器官移植供需不平衡的现实背景探究了不同的“宣誓”仪式与器官捐献默认规则作为助推机制对个人器官捐献决策的影响，结合“lab”与“field in the lab”两个实验发现，通过在誓词上签名或宣誓时举起右拳能够提高个人的器官捐献登记率，两种默认规则即“opt-out”相比“opt-in”带来的积极影响仅在实验的前半段显著，或许能为现实中很多国家修改器官捐献默认规则收效甚微提供解释。来自西南财经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的Chew Soo Hong教授“Decision Error and Choice (Mis)Perception: Contingent Reasoning from Hypothetical Knowledge”分“人谁无过”、“过而能改”、“三思而后行”与“善莫大焉”四个模块讨论了不同的事前或事后的排除决策错误过程，其主要结论包括决策者对决策问题的感知（perception）会对决策产生影响；在实验中被试对博弈形式的误解（misconception）会影响到决策，同时，在被给予第二次机会时，被试能够修正决策，这就是“过而能改”，这种事后的（ex post）修正行为体现了学习效应；而如果通过实验设计使得被试能够利用假设性知识（hypothetical knowledge）来进行事前（ex ante）的相机应变（contingent reasoning），在Allais’ (1953) common-consequence problem和Ellsberg’s (1961) three-color problem中选择一致（consistent）结果的被试比例会更高，在Monty Hall problem中选择符合概率论结果的“换”比例也更高；所谓“三思而后行”，第一思是利用hypothetical knowledge思考可能的contingency；第二思是在可能的contingency下考虑是否还有占优选择；第三思，如果前两思还没有得出结果，再去评估relative likelihoods以及relative consequences；最后如果能将综合了事前的“hypothetical knowledge” 与事后的“correcting errors”决策过程应用于各类场景则是“善莫大焉”。

12月1日下午，来自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的刘树伟教授作了题为“静息状态下的默认与注意脑网络”的主旨学术报告，第一个研究通过招募双生子采集其静息态的功能磁共振图像，发现默认脑网络受遗传因素影响，表明静息态脑网络可作为探索精神或神经疾病的遗传起源的外表型或中间表型；第二个研究则发现静息态下的大脑低频振幅与执行控制的个体行为学相关，大脑不同区域的功能连接也对执行控制个体差异有更强的预测性；第三个研究探索注意功能的三个子网络，即警觉、定向和执行控制与静息态大脑功能网络之间的关系，发现自发性脑网络可以反映注意功能，大脑的局部信息处理能力可以预测注意行为的表现。来自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的戴伟辉教授分享“基于人体多模态信息的认知-情感计算”，基于人机融合的心智模式这一实质问题，构建多模态认知-情绪的脑机制模型，考虑包括物理空间、社会心理空间和网络空间的多空间融合分析与计算，并介绍了其在疫情防控、课堂观测、网络心理计算、即时营销、工艺设计以及互联网金融产品的消费者认知计算等多种场景下的应用及其包括一体化智能体检设备等的产品研发成果。来自西南财经大学的Richard Ebstein教授分享研究“A locus coeruleus-norepinephrne (LC-NE) approach to modeling attention in decision making”，指出 LC-NE系统是注意效用模型的神经生物学基础，其能够通过集中注意力来提高学习速率，在涉及到选择性注意与任务表现的行为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利用小鼠/猴子进行的实验也表明LC-NE系统的活动（phasic-tonic firing pattern）与对奖励或损失的不同行为反应是相联系的，NE可作为neuromodulator能够调节对任务表现的神经处理过程。

12月1日上午的主旨学术分享阶段由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德鲁斯分校）李大辉教授主持，来自德州理工大学的Glenn J. Browne 和 Eric A. Walden两位教授分享了题为“A genetic basis for information search propensity”的研究，205名被试样本进行信息搜索任务然后收集其颊拭子，发现rs1044396 polymorphism（one variation in the cholinergic receptor nicotinic alpha 4 (CHRNA4) gene）与搜索持续时间和搜索的信息量都有关联，携带C:C version 的rs1044396的个体在做决定前比携带T-alleles的个体多收集了25%的信息，但在每条信息上花费的时间却少了13%，故人们在搜索信息时的不同倾向具有很强的遗传基础，这对互联网搜索策略、信息使用和信息系统设计均有启发。来自浙江大学的陈发动研究员作了题为“Predispositions and attribute latencies both contribute to social preferences”的报告，探究了个人倾向和选择过程的时间动态如何影响社会决策，以及这些因素如何在时间压力与时间延迟的不同影响下解释个人差异，借助一系列的独裁者博弈，利用计算机鼠标追踪（mouse tracking）和时变漂移扩散模型（time-varying drift diffusion model）分析发现自私的被试相比他人收益时会更早处理自身收益，而亲社会的被试则相反；此外，时间压力放大了被试的一般偏好，时间延迟则削弱了其一般偏好，在不同的时间设置中，偏好的变化可以由被试的倾向（predispositions）以及触发时间（onset time）与他人收益权重(the weights on others’payoff) 的交互作用来解释。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陆方文教授“The impact of self or social-regarding messages: Experimental evidence on antibiotics purchases in China”探究了不同导向的信息类型作为低成本的助推机制如何影响人们对抗生素的购买，基于14063个被试样本，采用三个实验设置 (self health message, social health message, placebo message), 发现相比有关自身健康的信息，人们会对有关社会健康的信息作出更强的反应，显著降低抗生素的使用量。

12月1日下午，来自潍坊学院的王光荣教授报告其研究“The neural correlates of combined discounting”探讨了时间与概率的联合折现的神经关联，通过事件相关电位技术手段记录被试的大脑活动数据，发现早期的P200和N2受概率影响，但对时间延迟不敏感，详细评估阶段的P300对概率与时间均敏感，而重新评估阶段的LPP仅对概率敏感，揭示了时间与概率联合折现的动态神经过程。来自华南师范大学的王鹏程副教授分享其最新研究设计“The effect of gift exchange in group: A fNIRs study”希望探讨三人群体中的礼物交换及其引发的社会排斥的神经表征及脑间同步性是否存在差异；来自河南工业大学的李朝阳副教授“在线社交的信号传递与项目众筹能力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新浪微公益众筹平台的数据分析发现内/外部社会资本均能正向影响项目筹款能力，但当筹集目标过高时，内部社会资本的功能会被项目风险弱化，此外，社交支持也会正向影响项目筹款能力；来自东南大学的汪敏达副教授分享“消费者隐私保护、虚假广告的可行性与厂商广告策略的实验研究”通过五个实验设置探讨了不同的消费者隐私保护水平下厂商如何制定广告内容，以及消费者的购买策略和允许消费者自助选择是否保护隐私时消费者的隐私保护意愿； 来自浙江工商大学的殷西乐副研究员“混合所有制改革、竞争中性与企业创新:实证检验与实验解释”从竞争中性的视角通过“实证+实验”的方法检验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发现混改对创新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且竞争中性水平越高，这种影响越强，基于实验则揭示了信念是重要的中介机制，不中性设计会显著降低资本对彼此创新投入的预期，继而损害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创新产出；来自山东财经大学的刘晓丽副教授“Criticism and Self-criticism in public good dilemmas”探究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对公共物品博弈结果的影响，发现二者均能提高公共资金池水平，且自我批评的影响更强；来自郑州大学的任广乾副教授“国有控股、高管激励与企业创新效率”发现无论国有或私营企业，高管激励可提高企业创新效率，但国有控股在高管薪酬激励与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中有着不同方向的调节效应，为高管激励机制的设计提供了借鉴。

此次会议是在2019年首届类脑经济学研讨会的基础上举办的，进一步巩固了山东大学类脑经济学研究院与本领域的国内外高校学者之间的交流与联系，线上参会规模在三百人左右，为经济学、管理学、神经科学、医学、心理学等学科领域的交叉融合提供良好平台，有助于进一步推动形成学术增长点，深入开展类脑经济学的实质性研究，取得丰硕科研成果。本届会议得到了山东大学经济学院、齐鲁医学院及其它高校学者的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