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6日，由文化遗产院主办的山东大学人文社科青年学者学术沙龙：“古代农业技术与社会青年沙龙”以腾讯会议的形式顺利举办。本次沙龙邀请了来自全国5家高校及科研单位，共8位学者的汇报发言，由山东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陈雪香教授主持。

沙龙伊始，陈雪香老师首先对参会的各位学者和同学表示了欢迎。她说，不仅传统考古发掘的资料逐年增加，而且伴随着考古新技术手段的不断介入，新的数据资料也呈现爆炸式增长，如何做到这些数据的整合，不同方向考古资料的深度融合，以及构建对这些数据资料的解释体系是我们现在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因此，此次青年沙龙选择以“古代农业技术与社会”为切入点，从历史学和科技考古两个角度，结合植物大遗存、微体遗存与稳定同位素、动物考古、人类体质变化、生态学以及历史文献等视域，对这一重要问题展开讨论。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代国玺教授从历史文献的视角阐发了古代中国农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包括古代中国农业是否有独特的发展模式、技术进步对农业发展的推动作用、古代中国农业的区域性差异和国家分配土地的依据等。他认为，反思农业制度史研究，我们要更加关注制度史的技术原理，即在分析农业制度问题时要更多关注一些自然因素，包括人劳动能力，土地美恶等等技术因素，它们在整个土地制度发展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川大学宋吉香老师以“西藏东部公元前3-2千纪农业与多样化策略——卡若遗址的植物考古证据”为题，展示了西藏高原东部5-4kaB.P.前后农作物的类型、历时演变与多样化的生计策略等研究成果。近年来西藏考古广受关注，成为研究的热点地区之一，主要包括人类对青藏高原的拓殖、永久定居和农业向该地区的传入与发展等。其中农业研究的焦点又集中于该地区史前农作物的种类、粟作和麦作农业的起源、早期农业的发生、发展及其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现有研究较为关注麦作农业向西藏的传入及其在该地区农业发展中的作用。资料显示，3600cal.BP以后，麦类作物普遍出现于西藏各地；但在3600cal.BP以前，西藏农业和生计策略的研究则相对较少，鉴于此，卡若遗址的系统植物浮选便对我们了解卡若文化时期的农业发展变化与生计策略提供了重要资料。

西北大学马志坤老师向我们介绍了淀粉粒分析在农业考古中的应用。马老师团队对中国江西万年县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年代在30000-10000cal.BP）发现了的蚌器进行系统研究。通过微痕分析显示，蚌器的钻空处发现琢制痕迹，刃部存在横向或斜向线状痕迹且存在可能是使用过程中造成的崩疤。模拟实验证明，这些蚌器皆为实用器，其微痕可能与使用过程中的切割、挖掘和刮削等活动相关。微体遗存分析发现了橡子、黍亚科、块根块茎和小麦族等淀粉粒，以及平滑棒型、尖型、哑铃型、竹节型和方型等来自黍亚科和竹亚科茎叶的植硅体。在12件蚌器中仅有3件刃部的微体数量多于背部，这似乎暗示了仅有3件蚌器可能用于收割，其余的可能用于挖掘或其他功能。从利用植物资源的时间序列上来看，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大致可分为两大阶段，距今3-2万年，该时期对黍亚科和小麦族植物的利用较为稳定；距今2-1万年期间，块根块茎类的利用比例逐渐增加，相反对黍亚科和小麦族的利用比例逐渐减少。

山东大学董豫老师分享了她在植物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方面所取得的最新成果。近年来稳定同位素分析方法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被广为利用，该方法为解决古人的食物构成，人口来源以及判别野生或家养动物等问题都起到积极作用。但以往的研究材料多集中于人骨和动物骨骼，对于植物类遗存的稳定同位素分析则相对较少。总体来说，植物稳定同位素方法在中国的应用前景乐观，发展空间较大，即便目前仍有一些技术性问题尚未解决，因此需要开展更多的基础性工作。从分析技术出发，研究古代农业社会是最终的目的。通过植物稳定同位素研究发现，有必要对所研究区域的环境作整体的了解，对人与动植物进行全面的分析。这提醒我们需要对以往的人与动物的氮稳定同位素值进行重新评估，较高人骨氮稳定同位素值不一定是更多食肉的反映，也可能是因为食用了较多施肥的谷物，同样一些家养动物骨骼氮稳定同位素的差异，可能体现的是食用作物茎杆和谷物的区别。

山东大学宋艳波老师长期致力于海岱地区动物考古研究，她以“海岱地区距今6000-4000年的动物资源利用”为题，分享其最新研究成果。人类的食物资源，除了来源于植物，从动物中获取同样也是其重要途径之一。动物的毛皮、骨骼和牙齿可用来制作衣物、工具以及装饰品等。此外，利用动物资源殉葬和祭祀等礼仪活动也常见于史前和历史时期的社会。距今6000-4000年，是海岱地区农业发展的关键期间，与此同时，对动物资源的利用方式在该区间也发生了程度不一的变化。在大汶口文化早期，沿海地区强化对软体动物的利用，内陆则持续加强对哺乳动物的利用，两个地区都大力发展家猪的饲养；大汶口文化中晚期，沿海与内陆间区域差异不明显，基本都以利用哺乳动物为主，家猪饲养业继续发展，在部分遗址中出现家养黄牛，但牛科比例较低，此时渔猎捕捞业的比重较低；龙山文化时期，继承了大汶口文化晚期的总体特征，大区域间差异不明显，但区域内部不同遗址则存在一定差异，有的以猪科为主，有的以鹿科为主，牛科整体比重持续上升，部分遗址开始出现家养绵羊，该时期另一个重要特征是聚落等级、性质与动物利用之间存在一定联系。

山东大学赵永生老师以“农业社会以来古代居民体质情况的变化”为题，展示了其研究成果。自农业产生以来，人类体质发生了重要变化。海岱地区从大汶口文化到龙山文化时期，农业达到了较高的发展水平，结构更趋复杂，农作物在居民饮食构成所占比例显著增加。这些变化体现在人自身体质上，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龋病的发生；二是身高的变化；三是死亡年龄的差异。赵老师认为：在未来的工作中，将主要关注以下三方面。一是阶级从产生到固化的时代能否在人骨上有所体现，其过程是否能够呈现人行为模式的区别；二是定居农业与畜牧、游牧人群体质的比较研究；三是寻找信仰、礼仪、习俗等社会特征与人自身体质特征改变的交叉点。如拔牙、枕骨变形等的社会意义，跪坐行为的出现对第一跖骨的改变，农业社会高度发展后衍生出的缠足习俗等等。

复旦大学潘艳老师以生态位理论为基础，以“人类生态位构建谈长江下游史前稻作与社会进程”为题，分享了她的思考与研究成果。不同学科互为支撑，深度融合，是科学进步之必然，考古学当然也不例外。考古材料及其背后所反映的人类行为的复杂性决定了考古学在理论与方法上必然是一个开放系统。通过引入不同学科的理论与方法，逐渐搭建考古学自身的研究与解释体系框架，是当前面对的重要课题之一。潘艳老师团队从微-宏观水平层面，勾画了长江下游稻作生态建立的过程。上山文化时期，人类在卑湿地带看护、种植水稻，用割穗的收获方式逐渐促进了收获量；跨湖桥时期，人类主动干预和管理湿地及多种生境，掌握多种增进植物产出的手段，反复种植和收获水稻，促进了水稻驯化特征；到了河姆渡-崧泽文化阶段，人们利用自然湿地形成水稻田，掌握的农业生态更加娴熟，能够种植和驯化包括水稻在内的多种植物，水稻虽然是淀粉类植食之一，但尚未成为主食；崧泽文化时期出现了分田块和有灌溉设施的水稻田，水稻逐渐成为植食中的主食；良渚文化时期，出现了布局规整、面积较大、灌溉系统较为成熟的水稻田。水稻形态接近现代栽培稻，并确立了主食地位。该时期形成了水稻生产、储藏、消费与分配的经济体系。通过对长江下游史前文化各因素定性描述与相互比较，潘老师推测，在文化继承方面，良渚文化的水稻栽培技术和稻作经济可能是继承马家浜-崧泽文化系统，而它的图像、符号和艺术风格等要素则更多是对跨湖桥-河姆渡文化的继承。

沙龙最后，主讲嘉宾和听众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与互动。山东大学陈雪香老师做了简短总结，她向各位嘉宾整整一天的辛苦劳动表示感谢，并指出，在多学科合作的机遇下，古代农业技术与社会研究呈现出更为多元化的趋势，今后山东大学将继续组织类似活动，为大家提供交流的平台。

（文/张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