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总体上说，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在自觉的意识层面更多地表征为冲突，在不自觉的无意识层面则更多地表征为会通。人们意识到的往往是表层关系，而未曾意识到的则是深层关系。这种深层的会通无疑是多维度的，其实现不仅有赖于特定的历史文化条件和机缘，更有赖于马克思主义和儒学内在地提供的学理上的可能性。在时代性维度上，儒学的前现代性与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性，使两者在否定之否定意义上有其会通的机缘；在民族性维度上，中国文化与欧洲大陆文化之间的亲和性，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会通提供了条件。晚清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在与西方文化相遇后的严重受挫，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所显露的西方近代文化的弊病，使国人对东西方文化产生双重失望。这是马克思主义作为第三种可能性被中国人选择的重要历史契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化，在实有层面上表明了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之间会通的实现。儒家的“诚”与历史本真性的开显、“天人合一”与马克思的自然界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儒家与马克思主义对人性的超越性的指认、“生生之谓易”与实践辩证法、强调“践履”功夫与实践唯物主义、“大同”理想与共产主义，都在文化原型的层面上显示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会通的学理上的可能性。

    本文发表在《文史哲》2018年第2期，《新华文摘》2018年第16期主体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