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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机遇与挑战
——山东大学乡村振兴高端论坛学术综述
【发布人:管理员】    发布时间:2018-09-04 14:18      点击:1753

        为深入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助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2018年8月18日,由山东大学主办的山东大学乡村振兴高端论坛在中心校区举行。本次论坛特别邀请了16位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围绕“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机遇与挑战”主题做主旨发言,内容涉及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等多个方面,来自相关政府部门、高校、企业的代表共70余人参加论坛。
        一、产业振兴:三产融合与利益共享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习总书记强调,推动乡村产业振兴,要紧紧围绕发展现代农业,围绕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构建乡村产业体系,实现产业兴旺。此次论坛有不少学者对乡村产业发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黄少安(山东大学讲席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提出要立足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大背景理解乡村振兴,可以感叹“乡愁”和“失落”,但不能否定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步性。他认为乡村相对衰落是必然的,一个是物理形态的衰落,即出现“空心村”现象,另一个是出现了大批量的农民流动。基于这种认知,才能够正确理解乡村发展的需要。他结合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不同阶段的农村发展战略,认为乡村振兴战略是对以往战略的延续和提升,更提出“我们不能割裂历史,彼此否定,要接受乡村振兴是一个长期战略的认知,不搞运动、不搞样板、不搞形象工程”。在乡村振兴如何发展的问题上,黄少安进一步指出这一战略的主体是农民,主产也仍是农业,要让乡村过得好,就要让农民享受“城市工业文明的成果”,甚至比城市还要好。此外,黄教授还论述了农村基础设施、公共卫生、社会保障、城乡管理、农民个人素质等方面配套式提升完善的必要性。
        产业振兴的具体表现之一是收入增加、村民富裕,年收达3.8亿元以上、村民人均纯收十万元以上的陕西袁家村正是乡村产业振兴的优秀案例。宰建伟(国家乡村旅游人才培训基地产业导师,袁家村课题组负责人)认为袁家村以关中民俗和乡村生活为核心内容打造关中印象体验地景区,形成了村景合一、三产融合的创新型乡村旅游商业模式。这种商业模式不同于城市商业综合体和商业街区,而是建立在组织创新之上的商业模式,以产业化和合作社的方式,由农民自主解决三农问题,这一创举有其地域特殊性,是不可复制的。同时,这一商业模式还将袁家村打造成了一个IP,使其成为具有独特性和唯一性的目的地式景区。此外,宰建伟还借用道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思想,总结了袁家村发展的三个阶段:①关中民俗,乡村生活(2007-2012);②文创时尚,休闲度假(2012-2016);③特色小镇,产业兴旺(2016至今)。他认为袁家村通过乡村旅游、三产逆向发展从而形成品牌效应,最终实现村民致富、乡村振兴。同时,宰建伟非常认可袁家村创建农民创业平台、成立农民合作社的做法,并认为这种“以股份为切入点”的农民金融组织可以有效调节收入分配,避免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
        袁家村等乡村振兴案例的成功之处在于打通了三产之间的界限,形成了新的商业模式,三产融合确实已成为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议题。周应恒(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提出农业已经“不仅仅是农民生产出来的原生态农产品”,而要附加很多工业化或服务业化的内容。面对跨界发展、融合发展的新时代特征,产业融合本身就是对第一产业局限性的破解。这种融合基于技术进步或制度创新,使产业界限模糊或重合、重构,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和竞争力,则是因为它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周应恒认为,三产融合是以农业为基础,发挥农村资源或条件优势,鼓励农民和农业参与,延长或加粗产业链(价值链),提高农业附加值。融合趋势之下的农业产品功能更加多元,众多属性附加在产品之上,降低了产品的均质度,竞争力主要取决于文化、地域和民族特色。从国际经验来看,农村三产融合的增值空间不在农业,而在于产前或产中的衍生与附加价值。不过,农业必须是三产融合的核心和基础,其参与主体仍是农民,并通过“产业联动、要素集聚、技术渗透和体制创新”等方式实现农民利益的分享与连接。周应恒还特别强调了政府在产业振兴中需要发挥的作用,“不能越位包办,也不能绝对放任”,而应各方面协同发展,保持乡村特色。
        针对三二一产融合和乡村全域旅游开发,王广振(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结合实操案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首先强调,实现乡村振兴必须要坚持一个核心(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即组织振兴)和四个基本点(人才振兴、产业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在乡村全域旅游项目具体实施方面,王广振提出了“政学银三位一体”的创新模式,即由镇政府负责项目的组织领导,借助当地村镇银行或信用社做投资,由高校智库团队进行项目策划、规划,以此打造特色乡村旅游项目。同样地,他也强调了产业成果惠及农民的必要性,认为现在真正让老百姓体会到实惠致富的案例少之又少,袁家村之所以能够成功,最关键的就是使得村民共享了发展成果。此外,王广振还论述了民生保障问题,以公共服务体系和基础设施建设来完成产业配套,是保证三产融合的基础设施完备。
        二、人才振兴:农民主体与乡贤文化
        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破解人才瓶颈制约,要把人力资本开发放在首要位置,造就更多乡土人才,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同时,乡村振兴要明确主体身份,解决农民话语权缺失问题。
        乡村振兴要确保农民主体地位。赵树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主任、研究员)从五个方面详细探讨了农村改革的根本经验与乡村振兴的关系。首先,农村改革的根本经验被党中央总结为: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尊重农民的选择权利。这一经验是对相当一段时期内说教农民、改造农民的适时调整与教训总结,具有深厚的历史内涵和时代意义。不过,要做到这一总结却有很多现实的困难,尤其是在基层工作中,一旦遇到麻烦,很多基层干部可能就不承认农民的首创精神,不尊重农民的选择权,忘记了改革以来党在该领域的经验教训。其次,农村改革的开端并非来自中央文件,而是从农民和基层干部的合力抵抗、协同抵抗开始的,小岗村的包干到户便是一个典型案例。此外,农村改革的核心问题是要正确对待农民、总结农民经验。赵树凯认为,理论和政策研究,不一定走在实践的前面,而且某种程度上往往成为实践前行中的一个羁绊。最后,基层干部要有改革创新的精神和敢想敢干的劲头,他分析现在一些基层干部缺少改革创新精神的原因,关键是在解放思想上没有迈开步子,为此基层干部要改革创新、大胆探索,认真领会农村改革的根本经验,贯彻落实省委关于乡村振兴战略部署。专家学者也要注意观察农民、面向生活、面向农民、认真总结、支持农民,乡村振兴的研究方能结出更多硕果。
        发挥农民作用,尊重农民主体,还要结合乡村治理问题。楚成亚(山东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认为乡村振兴从机制角度上来说是存量和增量的问题,前者是指通过有效治理来促进乡村振兴,更好地开发现有资源,后者是指人、财、物等资源下乡时面临的整合问题。这两个方面都涉及农民的主体性问题。就存量方面而言,由于行政权力的介入,农民自我治理的能力越来越低,对行政权力的依赖,使得乡村发展过程中体现不出农民的主体性。因此做增量要自上而下地下放资源,尊重农民的主体性,听取农民的意见;做存量,乡村治理更应如此。他还特别指出农民主体性的核心问题是权利,中国城乡二元体制相对应的是城乡二元权利结构,城乡居民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造成了农民二等公民的地位,乡村如果要振兴,必须关注农民的主体性,关注农民的公民权问题。
        宰建伟同样认可农民主体性的地位,他认为,目前几乎所有专家关于乡村旅游的定义都缺少“农民”这个关键词,而袁家村的不同就在于指出了“农民”这一关键主体。袁家村以人为核心价值,以村民为主体,通过恢复关中乡村民俗,重建乡村生活,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旅游IP,具有不可复制的唯一性。同时,他还举出了袁家村村民就业的详细数据,以数据佐证了农民主体性地位对于乡村振兴的重要作用。他强调,景观可以复制,但人却不可以复制,人的生产生活也不可复制,因此乡村旅游需要坚持三个因素:田野、村庄、农民,提供三种体验:乡愁、民俗、人情。在金融与组织相结合的农民合作社建立过程中,袁家村无时无刻不彰显着农民的主体地位,其加入合作社的原则便是全民参与、入股自愿,钱少先入、钱多少入,照顾小户、限制大户,风险共担、收益共享。
        乡贤是乡村振兴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面对这一群体,王育济(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指出,乡村振兴最重要的是要总结农民。总结农民既要总结近四十年来农民的伟大实践,也要总结几千年来农耕文明的经验。在近四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山东菏泽、肥西县、小岗村等地的实践证明了乡村发展的政策本质就是分田单干,而分田单干也就是中国传统文明中的“耕者有其田”“有恒产者有恒心”。如果农民在土地问题上没有足够的话语权,那么乡村振兴就无路可走。此外,他还强调现在农村的衰落很大程度上是指文化教育的衰落。文化教育的衰落表现在缺少一批精英式文化人物、乡贤人物的引领。乡村振兴发挥乡贤作用的关键在于如何通过文化建设把乡贤文化、乡绅文化进一步振兴起来,形成一支真正的人才队伍。他也同意乡村振兴的存、增量问题,认为乡村缺乏人才光靠在乡人士也不足够,可以鼓励离退休的教授、专家学者、官员在配套政策支持的基础上落叶归根、回到乡村,助力乡村建设。赵法生也认可乡村振兴中的乡贤(乡绅)力量,认为他们“既是道德权威、道德典范,又是乡村的治理人”,所以应该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并体现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系统中,“不能培育出一个带有乡绅味道的人是对乡村非常大的挑战”。
        三、文化振兴:乡村文明与文化创新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需要立足乡村文明,推进乡村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在文化创新方面,胡惠林(上海交通大学文化产业管理系教授)从乡村振兴战略中文化建设创新与共享的角度切入,指出今天的乡村形态虽然是丰富多样的,但其共通之处是将乡村作为一种文明形态,即都是农耕文明的产物,是农耕文明的构成样态和农耕文明的表达方式,因为它的基本生产方式、思维意识和农耕意识是一样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乡村振兴是对乡村文明的一种呼唤。其次,乡村振兴是与城市化进程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在新农村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建设中,产生了许多新乡村建设问题,而这些问题并非乡村原有问题,而是人们试图改变乡村落后面貌所带来的,是城市的反作用。此外,在一种贫困差异化且极度不平衡的情况下,实行、看待和理解乡村振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此乡村振兴实则是对文明的补课。他还结合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提出了城市对农村的想象所凸显出的大城市主义和城市霸权主义。中国的城市是从乡村开始的,因此充满了乡村的文化底蕴,故而农耕文明所形成的思维方式和文化传统对今仍有巨大影响。胡惠林认为,乡村振兴还应该是中华文化立场的重要载体和表达方式。中国传统文化一定是以农耕文明为主体所形成的文化,这使得乡村生活具有和城市生活不同的一体性。他还强调了农民的地位和大农经济,呼吁学者考虑一种新的解决中国乡村振兴和文明发展等宏观问题的方法。
        除了文化创新转化,文化发展与文明转型也不容忽视。齐勇锋(中国传媒大学协同创新中心二级教授)从乡村振兴战略的文明视角切入,认为文化、文明问题是一个中长期的问题,同时又是一个基本问题,而乡村振兴战略是关于乡村文化发展的一个中长期、基本的问题。没有乡村的发展,就没有城市的发展,更没有工业化的保障,因此今日的工业化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乡村对工业发展的支持。乡村发展是保证我国粮食需求的重要来源,是维系我国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其次,传统的中国农业文明是自然经济,是以儒家为主的儒释道融合的文化,是多元一体的文化。目前,乡村的文化结构和社会形态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们的价值观甚至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偏离,乡村文明衰落现象明显,文化的振兴更是要提上日程,成为重要议题。最后,他总结了乡村农业文明转型的难点和问题,一是乡村振兴目标不明确,即由于目前乡村问题较为复杂,确定的目标主要是原则性目标,较为模糊,很多问题尚待探索;二是村庄与城市关系问题,即工业文明价值问题,很多地方由农业文明直接进入服务业,需要进行文明的“补课”;三是文化传承和发展问题,即需要对传统文化进行传承创新甚至超越,才能实现乡村振兴发展的美好愿景。
        谈及文化传承和发展,绝对离不开占据中华五千年文明重要地位的农耕文明。王育济结合正在研究的课题,提出了齐鲁农耕文明与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他指出,这一命题的研究背景主要有两点:一是历史文化逻辑,即中国农耕文明源远流长,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板块;二是现实改革的需求,即挖掘齐鲁农耕文明的丰富历史和当代价值既有助于传承优秀传统农耕文化、研判农业和农村的发展方向,又有利于促进山东省更科学、更精准、更深远地布局乡村振兴战略,为“五个振兴”提供理论指导和文化支撑,为整个乡村振兴战略的长远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示范;三是丰富的农耕文明可以为乡村振兴提供独特的、多元性的文化支撑:齐鲁农耕文明非常丰富,但在实践中却还没有涌现出优秀的代表性乡村振兴案例,从这个层面上看,山东更应重视农耕文明和乡村振兴之间的关系。此外,他还重点阐述了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①齐鲁农耕文明的本体研究,以期从学理上构建起齐鲁农耕文明的整体架构;②农耕文明中的齐鲁乡村社会变迁研究,他提出要发挥课题组的史学研究优势,长时段、抓重点地梳理齐鲁农耕文明的演进过程中关键节点;③齐鲁三大农书与人类农耕文明,农书是传统农耕文明的结晶,中国古代四大农书有三部出自齐鲁大地,这三部作品是对齐鲁农耕文明所创造和积累的丰富农业生产经验的系统总结,对中国农耕文明,乃至人类农业生产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④齐鲁农耕文明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其中主要包括:传统家谱、村约、乡规、祠堂与乡村文化研究,“耕读传家”与乡贤文化,齐鲁农耕文明中的儒学精神,齐鲁乡村的神祇与农民的宗教信仰。与此同时,他还关注到“消失的村庄”,认为“记住乡愁”是当前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一大课题。
        与农耕文明的重要地位相似,儒学思想同样是乡村振兴中的重要文化课题。赵法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结合儒学教化体系重建,提出“乡土文明是城市文明的根,乡村儒学是城市儒学的根”的观点。他认为现在的乡村文化处在一个沙漠化的状态,而且这个沙漠化还在加剧,为此乡村文化需要“输血式的急救”——这一“急救”就要重点发挥文化魂的作用。他认为“儒释道提供给传统中国人的是一个“生命信仰”,任何政治制度都需要一个长期稳定的价值观支撑,“政治制度是短期的”而“宗教和哲学解决的是长期价值问题”,所以无论是何种治理方式,都需要基本的人伦道德支撑。通过长期的实践操作和调研走访,赵法生发现,乡村儒学的重建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它的重建意味着农村意义世界的重建,即乡村之魂的归来。他提出,农村儒学讲堂起到了公共文化空间的作用,使得文化像空气一样,在村内流动,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举止。当然,这种儒学重建的模式目前主要依赖于义工和乡村老师自助。在这种模式之下,儒学讲堂等文化空间真正成为了农民的精神家园。此外,他还提出了学堂、教堂、祠堂三堂合一的观念,并认为这种模式是有条件的,“不能急于冒进”。
        对于文化是乡村之魂的看法,王广振也颇为认同,因此他主张任何乡村发展的策划和规划都要建立在梳理本地乡村文化资源的基础之上,强调文化资源价值评估的重要性。他认为只有通过系统梳理文化资源,才能够从中提炼文化内核,打造最适合乡村发展的文化形象与产业路径。
        四、生态振兴:资源利用与景观营造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大部分农村生态环境遭到了严重破坏,严重地制约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针对农村、农业、农民以及生产、生活、生态问题,马春元(山东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首先归类了农村生态发展的五个内容:①垃圾无害资源化处理;②农药化肥减量;③土壤改良;④种植物废弃物燃料化;⑤养殖废弃物资源化。与此同时,农民生活幸福感也包含五个方面:①洁净燃气;②取暖问题;③厕所问题;④垃圾处理问题;⑤洁净饮用水供应问题。马春元针对这些问题具体提出了农村秸秆和粪便利用的举措,并认为对这些废弃物的利用能够有效“协同农业发展”,“改善农村生态”,“缓解目前垃圾处理耗资多、消费大的问题”。在此分析的基础上,他提出了“三生三产融合发展”的方案,即通过管网将能源综合站与农民生活、生产结合起来,建立四个基础分布式管网(即燃气管网、供热管网、饮用水管网、污水管网),并介绍了这个方案所包括秸秆热解多联产技术、多原料适配的大型沼气化技术、有机肥生产技术、土壤改良技术、新能源协同工艺等9个核心技术。在改善生态的同时,不能忽视政府主导地位,他最后还特别强调,农村基础公共设施的运营市场化,农村要有优惠但也仍要合理收费。
        关于乡村生态保护问题,王广振指出必须遵循“延续乡村历史文脉,留存乡村原始风貌”的原则,维系好村落周边的自然生态资源,坚决避免大拆大建和过度整治。一方面,乡村建设要保持和延续历史风貌与传统格局,以维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原真性、完整性和延续性,打造独特的村容景致。另一方面,乡村建设要结合地形地貌、山体、水系等自然环境条件,处理好自然环境与建筑布局之间的关系。此外,王广振强调,乡村生态的规划要遵循“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原则,乡村生态的景观营造要突出山水石竹等自然要素的和谐搭配,以形成别致的视觉体验,烘托乡村旅游氛围。
        五、组织振兴:城乡融合与有效治理
        党的十九大报告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无一不对乡村有效治理提出了设计与规划。与会专家就“城乡融合发展”以及在此背景下产生的乡村有效治理问题展开了研讨。
        林聚任(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教授)认为城乡发展的制度呈现出“二元结构”的特征,如果仅把乡村发展、农村建设局限在农村,而没有放到整个二元结构中来,是无法解决根本问题的。他提到,虽然现在提出城乡一体化和城乡融合发展,但实际上,更多时候是城市与乡村分开,“始终在两条道路上”。这种城乡二元极化现象与发展的不平衡正是我国社会发展中最大的不平衡,它导致了“城乡社会分割,使城乡人口及各种资源要素难以流动”,形成了学界所称“城乡分治,一国两策”或“一个国家,两种社会”的现象,具体问题表现为:①特定的城乡居民身份制和地位分化所催生的城乡关系不平等;②“二元”发展政策或思维导致的城乡结构性矛盾突出;③二元结构之上的城市化曲折道路;④“三农问题”的突出。针对以上种种问题,他认为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走城乡一元发展道路”,创新机制体制,打破城乡壁垒,激发乡村活力,建立有差别、有不同基础、相对和谐的城乡关系。“通过重塑城乡关系及其合理互动机制,确立城乡平等的发展政策,使乡村振兴战略落地生根,最终实现农业农村的现代化”。
        既提到创新机制体制,就必然要解决乡村基层治理有效问题。唐鸣(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认为我国目前的村民自治立法都带有一定或者很大程度的过渡性,“立足于城乡一体化,着眼于城乡二元结构的改变,制定城乡统一适用的居民自治法”才是时代发展的新要求。同时,他还认为“未来农村居民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应当与城市居民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一样,都是一个地域性的居民组织,与居民的所有权以及职业状况有关”。自治、德治、法治结合是一个常规课题,但这其中结合的逻辑、原因与可能出现的障碍是研究的薄弱之处,为此,他提出“制定合理、作用积极的村规民约尤其是自治章程是三治结合的集中体现”,原因有三:①村规民约由村民会议制定并监督实施,体现“自治”;②制定出的村规民约和村民自治章程需要符合宪法和法律规定,体现“法治”;③村规民约和村民自治章程源自于村民共同道德规范,反映村民集体的道德诉求,体现“德治”。当然,在三治结合的过程中可能会产生矛盾和冲突,这种潜在的冲突可能产生在:①自治与法治:自治条例可能违反法律规定,也可能使自治形同虚设;②德治:村民共同道德诉求与国家法律可能存在冲突,国家正式法律规定也不一定完全满足村民道德诉求。因此,“自治、法治、德治的结合是有机的结合而非机械的结合”,这确实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同样提到乡村自治问题的楚成亚也认可村规民约对于社会自我治理的作用,还提出了通过乡村老年人的组织进行赋权的做法。
        组织问题的解决必须要解决农民话语权缺失问题,强调农民在自治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王春光(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从乡村振兴战略与乡村治理入手,重点探讨了乡村治理中农民的主体性问题。他指出,长期以来,中央在“三农”工作中一直强调农民的主体性地位,但在实践中,这一问题却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没有和农民打成一片,不愿与农民平等交流,农民在乡村治理中还有什么声音和地位可言”?乡村治理是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在推动乡村治理时,要尊重农民的主体性,确保农民的基本权利,把农民当做社会中公平的一员,倾听农民呼声,尊重农民选择,尊重农村发展的自治要求。
        关于乡村基层组织的治理情况和实践现状,陈国申(山东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部秘书长)结合具体案例详述了关于下派实职村支书制度的应用情况。在长期追踪调研第一书记和大学生村官的基础上,他发现了实职村支书这一“特殊”的基层干部,即因缺乏基层经验而担任村支书的实职干部。这部分人员的选派组成包括任职的安排与期限、任职条件与安排、相关待遇和人员管理等。他们任职的村庄与第一书记挂职的村庄不同,后者是“双薄村”(经济和组织薄弱),前者则是“瘫痪村”(长期没有村党委、村委会、村支部)。这些干部的考核完全依靠乡镇党委,并由他们直接任命和考核。同时,实职村支书在政治待遇、干部识别、经济待遇、政策扶持、组织重建等方面都享有一定的优先权。陈教授认为这一基层组织队伍的设立“完全突破了村人治村的传统和经典的官僚制度”,“增强了干部制度的弹性和活力”。当然,他也强调,这种做法不一定有可复制性,因为它主要针对的是完全的“瘫痪村”。
        李昌平(乡村建设研究院院长)也同样结合案例分析基层组织情况,他认为“组织无效”是阻碍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渠道就是如何建立有效的农民组织。他提出,“当组织里面有金融时,组织会变得更有效”。为佐证这一观点,他介绍了在郝堂村建立的“养老资金合作社”,为农林地等承包经营权及集体承包权提供抵押贷款服务,“资金互助促发展,利息收益进老人”,同时还将“敬老爱老”的孝道文化发扬光大,提高农民积极性;此外,还有设立内置金融合作社和土地银行的张远村,将零星土地以“长期存款”方式存入合作社,发展规模农业,助力乡村脱贫致富。
        山东大学人文社科研究院邢占军院长在论坛的总结发言中指出,本届乡村振兴高端论坛关注真问题,立意高,思考到位,很好地体现了实、高、深的特色,同时也体现了多学科协同攻关,对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文/陈洁 范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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