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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硕:以问题意识引领学术研究
【发布人:管理员】    发布时间:2017-06-06 07:21      点击:215

  开展学术研究,关键要有问题意识。可以说,学术研究靠问题意识引领。这里以文学研究为例,略作说明。

  文学是民族历史文化最鲜活的载体。我国古代文学历史悠久,文体繁多,代有所胜,许多优秀作品有着长久的魅力,至今为人们所喜爱。如何做好文学研究?关键是将问题意识贯穿其中。即便一般性地评论一部作品、一个人物形象的文章也应有针对性,立论中应有回答问题的意义在。我写过《试论〈三国演义〉中的曹操》一文,其背景是当时有历史学家提出要正确评价历史人物曹操,却将丑化曹操的罪责归之于《三国演义》,进而否定这部小说的文学价值。其实,历史著作与小说的性质、功用是有区别的。历史著作要真实,写人重在写事功(行动作为的客观效果);小说是虚构叙事,写人重在表现其性情和行为的忠奸善恶等。所以,认为“《三国演义》写曹操只遵从旧的道德观念,把他一切行为都归于‘奸’”,这是不科学的。而且《三国演义》中的曹操作为一个小说人物形象,还是反映了古代政治家的典型性格及其政治行为的机变智巧,十分生动鲜活,有其文学的价值功能,不应否定。正是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才撰写了这篇文章,希望帮助人们对《三国演义》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不要轻信种种不经之说。

  问题意识可以使我们对一些理论有清晰的判断力。比如,西方的接受美学在我国曾颇为流行,文学专业的学生纷纷用其理论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但细细斟酌其中的问题就会发觉:接受美学的基本观点是抬高读者在接受中的地位,放逐作品文本,不承认文本有既定的思想意义,而展开论述时其理论却又返回文本,几乎每一步都没有离开文本。尽管其中有些论述是不错的,但有的理论家为抬高读者的能力,把“读者”的概念缩小为“有知识的读者”,有语言知识、懂得文学,便能很好地理解作品,破解文本“未定”的意思。这就又回到了他们所反对的传统批评理论,反而可以作为批驳其接受理论的论据。正是在问题意识思维下,我们才能抓住接受美学的软肋。

  问题意识有助于学术研究的理论升华。有人做文学研究偏重于价值判断,对优秀的作家作品重在肯定、称扬,而不注意认知性的解析,没有将其放在历史发展中加以考察,缺乏历史的联系和比较。事实上,研究古典文学、文学史应该多想些问题、多学点理论,研究成果也不应仅仅是就事论事,而应提升到理论层面。比如,研读蒲松龄的诗文和小说,会发觉《聊斋志异》的许多篇章具有作者自况、自悲、自娱的性质,狐鬼故事成了作者抒情言志的文学表现方式,进而可以提出问题:鲁迅在其《中国小说史略》里对《聊斋志异》作的、屡屡为研究者所称引的“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八字论断,是不是不够确切?在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神鬼怪异之事是作者记述的内容,以“明神道之不诬”;而蒲松龄收集撰写狐鬼花妖故事,作为抒情言志的方式,具有了形式、手法的性质,原有的神秘性也就被文学的审美性所取代。这就不仅揭示了《聊斋志异》与以前志怪小说的根本区别,也使人明白了,在文学发展中原本迷信观念中的事物,在人们摆脱迷信意识后依然不会完全消失的缘故。在古代文学研究中,诠释、评论作品自然是最基本的任务,但还应扩展到对文学的历史演变和规律的认识。

  再论《西游记》。这部小说历来众说纷纭,如果仅从时代不同、读者观点不同去解释,显然不能解决怎么看待这部神魔小说这一根本问题。但如果有问题意识,并用历史和文学的观点来对《西游记》故事演化进行研究,就会得出这样的认知:唐高僧玄奘取经的事迹,在通俗文艺中神魔故事化,原初的弘佛宗旨被神魔斗法的趣味性冲淡;道教神仙进入佛家故事,内容便复杂起来,连取经的主角都发生移位;到明中期受到崇尚人性的人文思潮浸洗,重新书写的取经故事发生了内在肌质的裂变,神佛有了世俗相,连同取经的神圣性都受到了揶揄、戏谑,呈现了人文主义思想倾向。这就是《西游记》思想和艺术的历史特征。历来的批评家忽视了这一本质特征,用各自时代的流行观念总结小说的主题思想,自然不切实际,也难以自圆其说。

  (作者为山东大学终身教授) 


 

  《 人民日报 》( 2015年11月30日 0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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