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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杰文:抢救流散典籍 古今方式大不同
【发布人:管理员】    发布时间:2017-04-10 19:35      点击:84

        文史

        实施海外典籍的再生性回归

        千百年来,中国古籍流散海外的数量相当庞大。隋唐以来,不断有典籍流播海外;明清以来,日本等国的文化机构陆续来华大量采购古书;鸦片战争以后,列强又以武力大批掠走珍贵古籍。由于历史原因,幸存至今的中国古代典籍不仅存藏于中国大陆,还存藏于海外的诸多地方。
        中国古代典籍是中华传统文明的重要载体。要弘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建设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整理、诠释与借鉴中国古籍中的思想成果是一个重要的途径。

抢救流散典籍  古今方式大不同

        千百年来,中国古籍流散海外的数量相当庞大。隋唐以来,不断有典籍流播海外;明清以来,日本等国的文化机构陆续来华大量采购古书;鸦片战争以后,列强又以武力大批掠走珍贵古籍。
        由于历史原因,幸存至今的中国古代典籍不仅存藏于中国大陆,还存藏于海外的诸多地方,其中日本数量最多、价值最高,此外韩国、越南、俄罗斯、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所藏中国古籍也数量可观。
        我们依据国内外出版的各种典籍目录,参考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对全球典籍作了初步统计,在流散海外的中华古籍中,日韩约藏2.3万部,北美地区约藏1万部,欧洲约藏3.2万部,俄罗斯约藏8700部。这些典籍都是中华传统文化体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对于藏在国外的典籍,国人自来就很重视。元人杨维桢《铁崖集》中有《送僧归日本》诗云:“我欲东夷访文献,归来中土校全经。”
        明人褚人获《坚瓠集》丙集卷四有“海外全书”一条,其中略云:“嘉靖间,有人建言,宜乘琉球、日本封王之便,从东南诸外国求徐福所携书。”
        这只是就日本一国所藏典籍而言。其实,自近代以来,通过各种途径流散到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典籍的数量十分庞大。这些典籍中,既有中国大陆已经失传的品种,更有大陆缺藏的珍稀版本,比如仅哈佛燕京图书馆就藏有189种国内缺藏的版本。
        所以说,海外所藏典籍是对中国大陆所藏典籍的有效补充。这些典籍对于学术研究,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具有无可替代的文献价值。
        从古代到现在,一直有人在从事域外汉籍的回归与复制事业。早在元祐七年(1092年),北宋政府就从高丽迎回国内已经失传的《黄帝针经》。近代以来,黎庶昌、杨守敬等人陆续从日本回购大量珍稀汉籍,并编纂影印《古逸丛书》。
        从此以后,我国政府、民间机构以及爱国志士一直在不懈努力,采取多种途径促使流散海外的典籍回归祖国。新中国建立以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国力的不断增强,典籍回归的力度逐渐加强。
        最初,人们都致力于典籍的原生性回归。依据有关国际公约,对流失国外的典籍合法追索,或者通过拍卖市场回购、制定政策鼓励捐赠回流、馆际间合作与文献互换等手段,使典籍的原生实物回归中国,如国务院曾斥巨资将部分俄藏、德藏珍贵善本典籍回购。周恩来总理也曾两次批准购进陈清华郇斋藏书,使一批国宝级典籍入藏国家图书馆。再如,1997年上海市政府斥资450万美元从美国抢救回购了翁同龢的全部藏书。但是,从结果来看,这种回归方式难度极大,收效太小。
        进入21世纪以后,人们逐渐改变了思路,开始谋求用再生性回归的方式抢救流散海外的典籍,利用拍照、扫描等高新技术手段获得海外典籍的副本。通过再生性数字化方式,既能及时将海外典籍保护下来,又可为将来的回购或索还工作做好铺垫。

典籍回归  汉学出海

        做好海外典籍的再生性回归与全球中华典籍的整合,一要获得国家政策与资金方面的大力支持。二要加强人才培养,尽快全面展开海外古籍普查,最终建立海外古籍资源联合目录。三要成立海外典籍数字化回归的领导协作机构。典籍回归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一个由政府出面组织的统一协作机构开展工作,才能避免人力与财力资源的重复性,从而提高效率,扩大成果。
        做好海外典籍的再生性回归与全球中华典籍的整合,还应与海外汉学合作研究紧密结合。2016年5月,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要鼓励哲学社会科学机构参与和设立国际性学术组织,支持和鼓励建立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推动海外中国学研究。以典籍整合为依托建立的国际性汉学学术组织,具有较强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术整合能力和影响力,能够持久稳定运行。
        中华典籍整合与汉学合作研究的有机结合,对于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首先,它将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争取中国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更多的国际话语权,增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影响力。其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载体是中国古代典籍,实施域外典籍的再生性回归,对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再次,长期以来,大量域外典籍被束之高阁,在馆藏国家和地区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既制约了汉学研究的推进,也影响了对中华文化整体面貌的认识,导致国际学术界存在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现代价值的一股思潮。实施典籍的再生性回归,组建汉学合作研究组织,将为全球汉学界提供系统的研究资料,呈现相对完整的中华文化形态,践行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消除因交流不足而产生的误解,重塑健康全面的中国形象。
        实施全球中华典籍的整合与海外汉学合作研究,需要得到多个单位的合作与支持,与国家的“十三五”规划很好地结合起来,成为国家行动的一部分。最终,将取得的成果与世界分享,让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被研究、被发掘、被转化、被运用,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本文略有删节,完整版请见社会科学报总第1547期)

来源:儒学高等研究院 郑杰文 刘心明 王 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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