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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泽逊:科学的学术机制最重要
【发布人:管理员】    发布时间:2015-11-05 15:18      点击:316

漫画 徐鹏飞


       对于学者来说,既然选择从事学术就要坐得住冷板凳,但从古籍整理的整体而言,没有合理的责权利相统一的机制,很难推动工作取得实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国际地位有了极大提高,文化建设的成绩也有目共睹。就古籍整理工作而言,“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全宋诗》、《全宋文》、《全宋词》、《续修四库全书》、《剑南诗稿校注》等的校点、编纂、出版,大部分是国家组织完成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精品力作。
       但是,近些年来古籍整理和研究人才队伍的整体素质却出现了下降的趋势。这种下降趋势集中表现为,组织国家级大型高水平古籍整理项目乏力,缺乏德高望重、学养深厚的学术带头人,以及兢兢业业、甘于奉献而又有扎实学术根底的中青年学者特别匮乏。
       问题出在哪儿?我们可以对人才的培养和成长过程加以观察。一个本科生考取了古文献或相关专业如古代汉语、古代文学、古代史、中国哲学史等专业的硕士生,甚至进而成为博士生,毕业后就是具有古籍整理基础的人才了。毕业后,走上专业岗位,如担任教师或在科研院所、图书馆、博物馆、出版社工作,大多会被单位安排参加在研的集体项目。一忙数年,项目结束,又过数年,项目成果才得以出版。然而,在职称晋升等关乎职业发展的评选上,无论项目分、成果分、获奖分,都是“第一主持人”“第一作者”“第一获奖人”才算,排到自己,所得分数约等于“0”。再对照一下同时参加工作的同学、同事,凡不参加集体项目的,又发文章又出书,大干快上,很快成为“青年学术带头人”,成了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由此可见,对于青年同志而言,虽然参加的集体项目是具有重大学术意义的国家重点项目,但确确实实成了“痛苦的经历”。
       虽然,对于学者来说,既然选择从事学术,就要坐得住冷板凳;但从古籍整理的整体而言,没有合理的责权利相统一的机制,是很难推动工作取得实效的。由于在学术考核机制中体现不出学术劳动的价值,一些重大古籍整理项目的主要成员先后退出,或者即使不退出,也用一部分或大部分精力经营自己的自留地,使大项目进展缓慢,甚至遥遥无期。其他成员更是有心无力,逐渐有鸟兽散之态。不少重大项目因此搁浅。为了激活这些来之不易并且已有前期投入、弃之可惜的重大项目,往往要由行政领导亲自出面做工作,重新拉起队伍,注入资金,执简驭繁,快速推出了装潢精美的标志性成果。然而,这类成果往往是庆功会开得热闹,散场后无人问津,成了图书馆和办公室里的摆设。至于获得的大奖,又会因“获奖分”分配办法不合理,惹得矛盾再起、怨气难消。如此一来,参加者固然灰心,而主持者也有很多难言痛苦。当然,还是有一些有学术理想的人抱有热情和兴趣,他们大多是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既不是排名第一的沾光者,也不是充当“分母”的参与者,基本没有学术上的私心,只是从宏观上认定“事情该做”。可是,这一部分的比例毕竟太小,难以形成力量。
       重大学术项目不但可以形成重大成果,还可以带动人才队伍的成长。清初徐乾学奉命修《大清一统志》,参与者胡渭、顾祖禹都成了历史地理学的代表学者。这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二十四史”标点、《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等重大项目中也可以看得到。进入21世纪,由国家组织的重大古籍整理及相关工程明显减少,项目的成效也明显下降,组织者和参与者大多有个共同的感受——难。在这种背景下,古籍人才队伍的成长、重要人才队伍的建设,其危急就不言而喻了。
       如何解决这一难题?还是要从制度上入手。首先,要把重大古籍整理项目的立项作为大事来抓,评审立项必须由古籍专家负责,经费投入也需合理配置。其次,要把职务行为与学术工作做明确切分、规定,杜绝以权谋学、以权谋项目、以权占成果、以权捞奖项的官僚主义作风。第三,要专门制定古籍整理成果评估体系,并规定与一般论著的对比关系,对长线项目的主要成员和一般参加者的学术贡献,也应制定明确的评价办法,并确定与一般学术成果的对比关系。第四,要加强对古籍整理工作的重视和鼓励,比如,可以在高校中设立专门的奖学金,对有突出贡献的古籍整理人才也应予以奖励。相信有了这些保障政策和鼓励措施,古籍整理工作能够有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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